封面新闻记者 石伟钱坛子
7月27日，封面新闻报道了14岁女生小云瞒着父母签下“严苛合约”身陷MCN公司，离职反被起诉索赔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涉事机构招募未成年人做主播谋利行为引发担忧。
28日，记者从济南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了解到，多部门已对涉事机构进行调查。女生家乡也提供了协助措施，劳动监察已与济南方面联系处置，司法局等部门组织了优秀的律师，提供法律帮助。
此前，小云的妈妈李丽告诉记者，2023年9月，14岁的小云因为“读不进去书”不再上学，坚持要到济南找15岁的朋友“闯世界”，家里没拦住。之后，小云瞒着家里与济南主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订协议，成为公司主播，“过了个把月，她说在做直播，我还去直播间看，怕她走歪路。她没说签合同的事，直到2024年春节回家，实在不想干了，但签了合同走不了。走的话要赔偿100万。”
小云签订的合同（受访者供图）
合同中约定，双方不是劳动关系、不是雇佣关系，但公司对主播有一系列的管理、限制，比如每月要直播27天以上、每天不少于6小时、每场不低于2小时、每月刷量不低于1.5万元；离开镜头5分钟以上，或者5分钟以上时间未与观众互动，均不计入工作量，公司有权扣罚；直播产生的分成利润，由公司代收，后按比例发放给主播，主播承担分成的税费；直播违规会被罚款，擅自提现、擅自参加第三方活动，或者劝诱同事终止合同，均需赔偿公司50万元；解约需要公司书面同意，合作协议保密，即便离职也不能透露，否则需赔偿公司50万元。
小云被公司惩罚（受访者供图）
李丽介绍，截至2024年3月，小云在公司工作6个月共拿到1.3万元分成。“公司天天催任务量，感冒发烧的时候被逼着继续上班。任务量没完成，会惩罚当众蹲着唱歌，或者被老板搂着倒立。她受不了，坚持要离开。”
李丽说，在解约之前，公司要求她誊写了一份《监护人同意书》，表示家属知情且同意未成年孩子与该公司独家合作。该同意书的落款时间为2024年3月。
“离职之后，今年5月份被公司起诉，说她之前直播违规造成公司损失，要求赔偿大约1.7万元，另外支付5000元律师费，以及保全费之类费用。”李丽说。
记者根据起诉书及天眼查信息，多次拨打涉事公司电话，电话均无人接听，短信无人回复。
28日，济南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历下区劳动监察等多部门上午已经在对涉事机构调查，在机构内还发现其他未成年主播。“市里下午也在开会，依法依规进行调查处置。”
李丽所在的德州市，当地权威人士告诉记者，小云回家后已经顺利初中毕业，目前多部门已介入事件处理，劳动监察与济南方面联系了解事件细节，司法局等部门组织了当地优秀律师，上门了解小云的遭遇以及被起诉的案情，免费提供法律支持。
延伸阅读
“直播免费学，月入四五万”“素人打造成网红主播”“运营一对一指导主播”……当前，网络直播炙手可热，部分MCN机构“高薪”招募主播的广告，让求职者不免心动。
7月以来，多名主播却向南都、N视频记者讲述了遭遇“天价违约金”的经历。从被高薪诱惑入职，到因直播收益不佳解约，最后被MCN机构索取高额违约金，有人因此官司缠身。一名娱乐主播说，“直播12天仅赚两百块，却要赔两万。”一名游戏主播称，早年合同规定违约金高达500万元，直播平台停服后，“因曾在其他平台发视频”，还是被起诉索赔5万元。
随后，南都、N视频记者向多家MCN机构了解获悉，有的机构设置的违约金数额达主播总收益的8倍。
一名每年约接到80起类似违约案件的律师提醒，有的MCN机构会设置霸王条款，或要求主播“擦边”博流量，甚至故意诱导主播违约，进而索取高额违约金，“签约前一定要逐字逐句阅读合同，不能只看重点，小字注释往往藏着陷阱”。
陈琦（化名）的直播收益
套路：“高薪”实则日入不过百
一条高薪招主播的广告钱坛子，让陈琦（化名）从此开启直播生涯。
7月10日，陈琦向南都记者讲述，她原是一名柜姐，2024年12月，她在招聘平台见到深圳某娱乐有限公司在招聘主播，开出的条件让她很心动，“零门槛，运营一对一指导主播，公司提供化妆、道具和设备等各种资源，月薪四五万”。
应聘时，该公司向陈琦提供电子合同要求签约，“我回去考虑了一天后，就和他们签约了”。
她向南都记者出示了这份合同，合同约定甲方支付乙方签约费0元，兜底金额0元，甲方的投入包含制作短视频、短视频拍摄、直播设备、流量推广、运营、直播场地、直播技巧传授等。
乙方每月直播有效天数不低于20天，每天直播有效时长不低于6小时。乙方收益是直播收益中主播分成所占比例（40%），从平台自提。
“我以为勤恳直播就能赚钱。”入职后，陈琦才发现，作为新人的她，粉丝数少，公司提供的资源有限，她交了900多元押金领了一套拍摄设备，“公司主要出场地，化妆、服装和道具都是我花钱，后面我甚至自己在家直播”。
她对南都记者说，这样直播12天后，“只在平台赚了200多元”。所谓一对一指导并不靠谱，“让我穿低胸衣服‘擦边’引流 ”。于是，她决定解约。
图为涉事MCN深圳某娱乐有限公司
今年7月，公司委托律师要求陈琦支付包括律师费在内的违约金2万元，陈琦也积极联系律师应诉，“我总共才赚两百多块，给他们两万块不合理”。
7月10日，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丁先生向南都记者自称系经纪人，陈琦也确由其招聘进公司，但提及陈琦与公司发生的违约纠纷，丁先生表示“具体我不太清楚，我找公司进一步了解一下”。
南都记者查阅合同发现，当中约定，乙方有下列情形，甲方有权要求乙方立即改正，如乙方拒不改正，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同时扣减或暂停支付直播分成收益等，乙方需退还已自提收益以及甲方前期实际投入费用等，另外需要支付10万元，或者合作期间乙方在平台产生收益总额的五倍的较高违约金。
其中包括乙方延迟开播、消极直播、直播时长不稳定等。
调查：违约金高达收益8倍
南都记者在招聘平台上联系了多家招募主播的MCN机构。
一名负责招聘的工作人员称，“合同为期一年，签约金1-5万，先给你打款后开播。”
随后对方发来一份“艺人经纪合同”。合同要求，主播每月总有效直播不少于26天、每月总有效直播时长不低于156小时，每月短视频录制并发布不少于21条。
在违约金方面，该合同区分了不同情况下造成的违约，由此对应不同的计算方法。如主播根本性违约时，应赔付“合作期间获得（实际总收益+实际获得的扶持金）的8倍，或在指定演艺平台获得的月平均直播营收乘以剩余合作月份的总金额。
调查过程中，南都记者还以求职者的身份，面试了另一家招募娱乐主播的MCN机构。
提交个人照片并通过初步审核后，该公司招聘人员介绍了运营机制，“每月播25天，每天播4小时保底6000元 ，播6小时保底8000元。”
什么是“保底”？其解释，若主播当月实际礼物分成收益（主播提现比例为45%，公司5%，平台50%）低于保底金额，例如仅有1000元，公司会补足差额5000元；反之，若分成收入超过保底线，主播则全额获得分成收益，公司不再补贴。
当谈及“违约金”问题时，该招聘人员的回应称，“我们不涉及任何违约金，可以随时停播。”
话虽如此，南都记者在其提供的电子合同中看到，合同为公司、主播和平台共同签署，涉及三方权责。其中，违约行为主要包含不遵守平台直播规范等，但并未写明具体违约金额，“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因此支出的赔偿金、违约金及和解费用、诉讼费、律师费、公证费、差旅费、调查取证费、鉴定费”。
南都记者调查发现，此外还有部分公司要求线下面试后，方能查看合同具体内容。
困境：平台停服后仍被索赔
面对高额违约金，有主播发现，应对并不容易。
曾是一名游戏主播的小丽（化名）向南都记者讲述，自己于2017年与一家游戏直播平台签约，直播一个月，收入仅300余元，“不想干了”。
小丽收到江西鹰潭仲裁委员会的短信
直到2023年11月，她突然收到一条来自江西鹰潭仲裁委员会的短信，显示她与某科技公司存在一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在此期间，我的银行卡和微信支付等均被冻结，只能使用父亲的亲属卡进行日常开销。”
2024年12月底，她意外发现，银行卡和微信支付已经解封了，“但还是担心后续有影响，被拉进失信名单”。
不同于小丽，该平台的另一名主播小雨（化名）走上了打官司的道路。
小雨告诉南都记者，2016年，他开始在该平台直播。2018年，平台运营找到他洽谈签约事宜，并表示签约可以带来更多的平台扶持，包括流量和收入，“我听完后有些动心”。
但令彼时才18岁的小雨犹豫不决的是，“合同规定，若违约需支付违约金500万元人民币”。他称，签约之前，运营口头表示“只要不去别的平台直播就不会违约”。
2018年4月，小雨和杭州视某公司签订了《主播独家合作协议》。协议提到，作为甲方的杭州视某公司与杭州开某公司进行战略合作，为开某公司介绍优秀主播，提供游戏直播或解说服务。
小雨在杭州视某公司的介绍下，前往由杭州开某公司运营的游戏平台直播。根据协议，小雨的独家代理权授予杭州视某公司，合作期限为3年，至2021年4月终止。
然而，还没等到协议到期，2020年7月2日，小雨所在的直播平台便停服了。小雨告诉南都记者，平台停服之前，负责对接的运营就消失了，所在的专区运营群也被解散。
2024年，他收到了杭州律某公司的起诉状，起诉理由是他曾在其他平台发视频，造成违约，“需支付违约金5万元”。
小雨提供的一审判决书显示，2021年7月2日，杭州视某公司与杭州律某公司签订了《合同权利让与协议》，将与主播签订的协议中所享有的全部权利及相关诉讼权利和诉讼利益等，均转让给杭州律某公司。
2025年5月，根据一审判决结果，小雨需要支付违约金3000元加律师费1000元。
判决书显示，小雨在协议约定期间通过其他平台上传游戏视频，违反协议约定，应支付违约金。而原告主张违约金过高，法院综合考虑直播平台停服的现状等情况，酌情将违约金调整为3000元。
小雨向南都记者表示，“我并未到别的平台直播，仅在其他平台上发布了游戏视频”，并未对平台和杭州律某公司造成实际的利益损害。
针对该案，杭州律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上海正策（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徐女士告诉南都记者，“一切以法院判决为准，我们遵循法院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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