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军统局总务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回忆：“1955年，我们几个被移禁到重庆市石板坡监狱，第二年夏初，突然一位与我们相处较好的管理员匆匆忙忙跑进来，一个劲地向我们叫着：‘恭喜各位！明天或后天就要送各位回去了。’一听这话，大家刷的一下，脸色都变了。曾扩情更是一屁股坐在大通铺上，两眼发直。（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沈醉回忆录）”
沈醉从“参加工作”就当特务，曾扩情是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他们按固有思维，认为“恭喜”和“回去”这四个字，就意味着他们将被处决：“监狱管理员向犯人道喜，谁都知道，这是报道处死的一种变相口吻；何况还加上送我们回去这句话。回什么地方？大家都清楚，是回到阴间去。”
沈醉表示自己根本就不害怕，同时还嘲笑曾扩情——众战犯吓得面无人色，管理所所长赶来明是让他们搬回条件更好的白公馆，大家才缓过神来有心情观察其他人：“所长走后，曾扩情才慢慢从床铺上坐起来。我一看，他的裤裆全湿了，原来他一下把尿都吓出来了。”
展开剩余85%1956年初，沈醉和曾扩情等人还在重庆没有集中到北京功德林，那一年沈醉已经被关押六年多，四十二岁了，而曾扩情已经六十一岁，年过花甲的人受惊失禁，并不足为怪，至于沈醉在回忆录中说自己完全不怕，还敢跟管理员大喊大叫，估计也是往自己脸上贴金，实际情况未必如此。
沈醉说自己听到“恭喜搬家”是第二次误以为将被处决，第一次是刚被捉关进在昆明监狱，有一天被喊出去照相，他只是焦虑而非恐惧：“我自被捕后，早做好了被杀的思想准备，喊出去一声枪响就结束了生命，我从来没有害怕过。但不是当时处决而是要等到第二天，这一晚就不好受了，真是坐立不安，更不用说睡觉了。等到第二天知道所有犯人都要拍照片而不是要处死我时，自己也感到好笑！”
第二次就是曾扩情尿裤子这次，沈醉说他直接对着管理员大喊大叫，抱怨通知执行死刑太早了，没让他们安稳度过“最后两天”，这才引来了管理所所长并进行解释。
沈醉的《我的特务生涯》《人鬼之间》《我这三十年》《军统内幕》《战犯改造所见闻》，这五本书笔者都买了，而且细看了，但越细看越觉得沈醉在书中美化了自己，他的表现跟战犯管理人员写的回忆文章有很大不同——他既没那么受“同学（战犯互称）”，更不“胆大包天”，误以为自己将被处死的时候，也吓得六神无主，做出了很多荒唐怪异的举动。
沈醉在回忆录中对周养浩要拿板凳砸死他的事情只字不提，还说徐远举周养浩之所以恨他，是因为在云南起义的时候他把徐远举、周养浩、成希超（总务处长）、郭旭（经理处长）都“交了出去”，所以这些人才会对他冷嘲热讽，尤其是徐远举表现最为激烈，最后是自己用外面送进来和自己淘换到的美食才把那些人哄好了。
沈醉为什么“交出”这四个滞留云南的少将特务，以及为什么交出，不同史料有不同记载，起义的昆明警察局局长李志正（后任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公安处副处长）在《“徐鹏飞”、“沈养斋”落网记》（刊发于全国政协回忆录专刊《纵横》1984年第二期）中说得很明白，那四个特务少将，都是卢汉下令昆明警察局抓捕的，抓捕成希超和郭旭比较容易，抓郑耀先费了一番周章，最难抓的是周养浩——那厮在昆明机场改变装扮藏了起来，稍微露了一下脑袋才被警察局督察员王乐天发现，经认识周养浩的李志正辨认，大家才知道这个“头发乱蓬蓬的，穿着一件海灰色的丝棉长袍，下面穿着一条黄呢军裤”的家伙就是周养浩。
在渣滓洞、白公馆幸存者罗广斌的《红岩》中，周养浩名为沈养斋、徐远举为徐鹏飞，早已被卢汉以开会之名拘禁的沈醉为严醉。
徐远举周养浩与沈醉“结仇”，未必是因为沈醉透露了这两人的行藏，而是旧恨新仇一起涌上心头——《红岩密档》记载：“粗心的审讯人员在提审完周养浩，让他在笔录簿上签字时，中间夹着对他处理意见的草稿，上面写着‘建议判处死刑’，还附有沈醉的揭发材料。”
曾任公安部一局副局长、局长、公安部副部长的凌云在《教育改造国民党战犯工作的回顾》中也证实了这一点：“记得1953年有这样一件事，某大区公安部对在押的三名职级较高、罪行较重、民愤极大的国民党战犯拟处以极刑，请示公安部。”
《纵横》杂志2000年第十二期的《“功德林”“秦城”记事》说得就更清楚了：“中央公安部收到西南公安部上报的一份请示报告。该报告提出，在重庆羁押的三名首要战犯，职级较高，杀人过多，当地民愤极大，群众强烈要求予以镇压，请示部领导可否予以照准。”
有人说当时要镇压的是王陵基和徐远举、沈醉，也有人说宋希濂也在名单上，但笔者比较倾向于前者，因为宋希濂早就知道自己没有性命之忧，西南公安部也不会上报将其拟判死刑——宋希濂是正规军出身，疆场征战你死我活没有私仇，但徐远举和周养浩都是对被捕者施以酷刑和残忍杀害，王陵基主政四川的时候，也经常滥杀无辜，沈醉在回忆录中也有揭露。
沈醉总是揭露别人，对徐远举更是毫不留情：“徐远举不时用袖子轻轻揩擦由于惊恐而不知不觉从他那鹰嘴尖鼻内流出的清水。好久，好久，他才故作镇定，慢慢地站起来，走到窗口。”
这些曾经嚣张跋扈凶狠残暴的将军级特务，被捉之后并不敢挑战管理人员，互相撕咬倒是一口一嘴毛一摊血。周养浩最后一批特赦后，原本可以跟同批的黄维、文强一同进入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但他还是选择了去台湾投奔老蒋，吃了闭门羹也没回来，有人说他是不想跟沈醉“再做同事”，这种说法可能也有一点依据：沈醉多次在回忆录中说他与徐远举冰释前嫌倾心交谈，却很少提起周养浩，看来那张拟判死刑文件和那张抡起来的小板凳，还牢牢地记在他们心里。
沈醉与周养浩的个人恩怨可以放在一边，沈醉误以为自己将被处决的时候，表现又是怎样的呢？咱们还是来看看战犯管理人员的回忆。
1986年第四期的《纵横》上有一篇《冰雪在阳光下消融——原国民党将领改造生活记》，那篇文章是把沈醉列为“不肯认罪”战犯的：“曾任国民党军统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的沈醉，一直自信必死无疑，他每时每刻考虑的便是如何就死的问题。有一天，管理所为给犯人登记，叫他出去照相。但他误以为照完相，就会被拉出去枪毙，因而情绪失常，整日坐卧不安。在绝望和恐惧的重压下，他在夜深人静时，跪在床上，叩首东南，与家人、老母在心中哭别。”
沈醉得知自己不会死之后，又变得嚣张起来：“沈醉又利用抄写旧诗度日的机会，把心中的不满发泄在笔下，用隐晦的辞句，编成一首又一首的‘宫词’。凡是他所不满的事，都变成了一首首的‘宫词’，短短几个月中，竟写了百首之多指桑骂槐的‘反诗’。”
沈醉在回忆录中把自己写成认真学习、积极改造、勇于揭发的“优秀学员”，但管理人员十分清楚：特务都是比较善于伪装的，他们的每一句话、每一首诗，可能都藏着另外的意思。
我们仅看沈醉的回忆录，也能发现他到最后也没能改掉冷嘲热讽的习性。他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对北京一家大钢铁公司三次接待他参观的不同态度详细描述，最后的总结也大有深意：“车上有位和我一同去过三次的老同学问我：‘人家今天还请我们提宝贵意见，你有什么感想？’‘送一副现成的老对联。’‘什么对联？’‘坐，请坐，请上坐。茶，泡茶，泡好茶。这就是我亲身的体会和感想。’”
沈醉那个“比喻”是什么意思，读者诸君都知道那个典故的由来，笔者就不多解释了，总而言之一句话：别看沈醉在嘲笑“怕死”的曾扩情尿裤子徐远举流鼻涕的时候下笔如刀，事情摊到自己头上，他的表现也是绝望恐惧。
沈醉有没有改造好，他在十年学习改造期间是否真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的回忆录有几分真几分假，看过那五本书的读者诸君，又会给出怎样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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